只有我们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做好了的员工输送给企业,希望企业产品在进入市场前

铝道网】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再次推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完结之作《浩荡两千年》,试图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
吴晓波坦言,创作《浩荡两千年》并没有写《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那样的兴奋和高兴,而仅仅是一种完成,完成了一项“用比较通俗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商业史”这样的工作。虽然通俗,但吴晓波对于历史和未来的那种沉重感却丝毫没有减轻。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
经济观察报:美国学者费正清曾经在其《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较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而你写完《浩荡两千年》后的较大感悟也是“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包括你在《大败局》中也认为很多企业的失败,都是表现出强烈的政商博弈的气息。梳理完两千年商业史,请你对费正清先生的问题做一个回答。
吴晓波:费正清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45年,在今天,仍然具有显著的当代指向性,这表明,他提出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中国问题”。费正清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其实对此间接地做出过回答,他发现“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就在这里——中国商人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在中国由于一个超级强大的集权型政府的存在,它控制着关键生产资料的配置,甚至在一些时刻亲自“下场比赛”,因而逼迫着民间资本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民间商人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托庇于政治权力之下。2011年,乔布斯去世,国内政商界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在我看来,答案其实也在这里——中国存在着太多、大大小小的、争取捕鼠特权的“乔布斯”,因而抑制了发明捕鼠器的“乔布斯”的诞生。
经济观察报:你能否从政商关系的角度解读一下中国商人“富不过三代”的现象?
吴晓波: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经一千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在这种日渐制度化的经济形态之下,商人财富的百年传承便与其家族和政府的密切度有很大关联性。所谓“富不过三代”,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积累三代财富的智慧,而是因为,财富的积累从来托庇于拥有者与“官”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则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对等的。试想,财富的安全性都不能得到保证,又何谈可持续积累?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实:中国商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不能在法理上确立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
经济观察报:创作完《浩荡两千年》,你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较重要因素。那么,政府和企业该从历史中借鉴些什么?政府该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企业又该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
吴晓波: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了国家通过控制盐铁等重要生产资源以获得专营收入的政策,自汉武帝之后,历代政权都强调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所谓“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老百姓没有感觉到赋税增加,而政府财政收入却非常富足,惟一的办法就是“寓税于价”。正是这一历史传统,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治理模式,到20世纪初,这一传统又与流行的社会主义划经济理论熔为一炉,以至于国家机器对工商业的控制从来没有放松过。本轮改革开放从开始的靠前天起,就试图调整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重新定义其作用,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论战、关于“球员与裁判”的讨论、乃至当前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都与此有关。我觉得,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被认真地讨论过,很多人试图回避它,试图绕开它。
商业发达而商人被遗忘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宋朝这样一个空前的工商盛世,财富空前积累,却找不到著名的巨商大贾?
吴晓波:两千年国史上,有五次民间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分别是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到天宝盛世、北宋百年、康乾盛世以及北洋政府时期的民国,有意思的是,只有在文景和民国时期出现了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大商人集团。这当然与不同时代的制度安排有关。从历史材料上看,在大多数时期,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形成了“楚河汉界”。民间只能经营分散且利润微薄的中下游行业,而政府则控制了易获得暴利的上游产业。为了经营这些垄断资源,宋朝公开允许官员经商,通过这种方式,财富大量积聚到了官员手中,这些人成为因特权大获其利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既是官员,又是商人,而史书却不会标记他们“商人”的身份。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明朝会出现晋商、徽商等商帮?商帮是中国独有的商业现象吗?
吴晓波:在世界商业史上,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商帮,如威尼斯商人、中东商人等等,不过在中国,商帮的出现是在明代。明朝时,晋商和徽商的崛起都跟盐业有关。明初,为了供养在边境驻守的庞大军队,实施“开中制”,商人运粮到北方换取“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山西地处北部边境,又有盐场,晋商凭借地缘优势得以崛起。而之后徽商的崛起则是得益于政策的改变,随着淮扬一带盐场的兴盛,商人被允许不必到北部边疆纳粮换取盐引,而可以在内地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被称为“折色制”,有地利之便的徽商因此崛起。由此可见,晋商、徽商等商帮的兴起是深受国家经济政策影响的,他们都曾经富可敌国,康乾年间,晋、徽商人的资产总和都超过了国库存银,可是在政治地位上,他们都非常的低下,而且制度性地受到政府的盘剥,因此,商人“不事蓄藏”,把大量资本从工商领域中撤出,用于奢侈消费,便成了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
企业家“商人精神”的缺失
经济观察报:中国商人历来是比较缺乏安全感的。历朝历代,出现过很多成功的商人,他们赚的钱越来越多,但却始终没有培养出一种“商人精神”。费正清曾经说过“中国商人较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商人赚了钱后,往往会希望子孙攻考科举。你在书中也认为“中国商人阶层似乎从来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他们在赚钱后,并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源源不断运回宗族乡里,购置土地,建造房屋,奢侈享受。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包括现在很多企业家也是这样的,他们希望子女能够做官,考公务员等等。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即历代中国商人缺乏“商人精神”的原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想这仍然要从政商关系这个角度来看。自古至今,中国商人一直处于一个被贬抑的处境,他们可能富可敌国,交通权贵,但他们身在的这个阶层没有地位,“士农工商”,商处在较末一位,假如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得不到平等的对待和应得的尊重,商业精神又从何谈起?美国总统柯立芝曾说过一句话:企业就是我们的事业。正因如此,美国的企业家会得到认可、尊重。今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的地位虽有所提升,但从根本上讲没有变化。如果在中国,企业家仍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得到公平、尊重和保护,所谓的“商人精神”或“企业家精神”就只是一句空话。当今中国再成全球较大的奢侈品消费大国,有人视之为盛世的标志,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在晚明、晚清乃至民国末期都非常奢靡,堪称“放纵的年代”,但也是败坏的开始。
经济观察报:你从票号的衰落中,得出一个规律: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失都是一瞬间的事。它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你认为这是一条在两千年的中国企业史上屡试不爽,但却不被公认的规律。这个道理太深奥了,能否结合当下,详细阐述一下?
吴晓波:在中国企业界,有一个话题常常被拿出来讨论,那就是“企业家应该离政府有多远”,它非常重要、现实而且敏感,因为,在政府手中,掌握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资源,比如政策、信贷、重要生产资料、行业准入资质等等。在宋代,政府已经通过买扑、钞引等方式向民间“出售”这些资源,到明清两代,更是形成了特许授权的制度,在今天,企业要做强做大,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及扶持。因为资源操之于政府之手,被授权者又没有获得对等的契约资格,因此,后者的财富保有及增值便非常的不稳定,这便造成了两个景象,其一,民间商人集团被迫向政府索取特权契约,造成市场竞争的灰色和不公平,权贵食利阶层因此而孳生;其二,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受政策波动的影响非常巨大,存在强烈的不确定性。
经济观察报:两千年商业史,存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即中央集权统得太死,会导致工商业没有活力,而如果中国不执行中央集权制时,工商业会处在相当发达的状况,这样又可能导致中央政权的瓦解以及国家的分裂。这是一个悖论,怎么解决?
吴晓波:汉武帝的理财大臣桑弘羊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的儒生无法回答,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确切地回答。中国是世界上执行中央集权制度时间较为悠久的国家,历经两千年,治国者一直在探寻一种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制度,历代经济变法均因此而生,可惜始终不可得,在王安石变法之后,明清两代不得不“闭关锁国”,把民间力量打成一盘散沙,以五百年的停滞来维持帝国的稳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国式的悲剧。中国本轮改革开放,是一次激活地方和民间的伟大试验,然而,随着活力复苏、财富倍增,集权的需求再次旺盛,近年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宛若历史的重演。面向未来的中国经济,必须直面这一古老的“桑弘羊之问”。
经济观察报:你自己说,写《浩荡两千年》只是用比较通俗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工商业的历史,只是一个完成,不像写《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那样兴奋,是不是因为觉得历史太沉重了?因为整个写作是写政府和商人的博弈史,2000多年来政府和商人一直在博弈?
吴晓波:这些年来,我所有的写作,我对历史的所有好奇,都来自于当代的困顿。通过对两千年中国企业史的考察,我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允许自由从商,30年可出现盛世,50年可成为较强盛国家,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景象。历史就这样一直循环不止,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如何破解这个迷局,似乎目前仍未有很好的答案,面对这样的情形,确实会让人心生沉重。尤其是较近十年间,企业家阶层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下降,这是极其危险的局面,它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在经济的复苏过程中,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改革失去了“假想敌”;其二,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企业家阶层投机心态盛行乃至大规模移民等景象。我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机会走出这条“历史的三峡”?
经济观察报:《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创作完“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了解了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商业史,你较想和中国企业家共勉的话是什么?
吴晓波:在两千年国史上,商人阶层在某些时刻曾经非常的富有,但是可悲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独立的阶层,甚至他们自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国家进步的重要性。到今天,这一状况应该、而且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当今中国,出现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成熟而广泛的企业家集团和中产阶层,他们实际上已经构成为国家进步和稳定的核心力量之一,因此在未来的变革中,他们应该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他们应该有独立的价值观、有不依附的精神、有表达公共诉求的能力,我坚决地反对逃避和犬儒主义。只有在企业家阶层和公共知识分子阶层的双重推动下,改革才可能被重新启动。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其实全部地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信心。

铝道网】笔者从事企业培训多年,每一年都会对培训进行思考和总结。分析现在的培训应该怎么做,未来的培训方向是什么?因为一个培训师,你只有站在行业的高度,社会的高度看问题,你才能看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有很多人总是在抱怨老板小气,说老板没有长远眼光,舍不得投资,不愿意培养自己的员工,可是你们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老板的苦衷呢?其实,不是他不愿意培养员工,也不是他急功近利,而是老板的确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有的企业,老板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培养自己的员工和管理干部,希望他们能通过企业的有效培训,为企业做出良好的业绩。可是,较终的结果怎么样呢?要么就是培训没有效果,要么就是培训好了,人才跑了,所以企业老板的确是很无奈啊!
那么,现在的企业培训效果到底如何呢?说实话,作为一个培训师,我的确感觉效果不明显。为什么培训师拼命培训员工,老板也愿意加大力度培训员工,可成绩却不理想呢?培训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老师讲课不认真,还是员工听课不认真呢?或者是培训时间太少?笔者认为,企业的培训做不好,不是企业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培训师的培训能力问题,而是社会大环境有问题。也许,我们过去经常有人说,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然而,作为一个培训师来讲,我们的工作就是教育人,培养人。怎么说不能改变别人呢?所以对于从事培训的老师来说,我们都需要好好总结和反思自己了。总结什么呢?总结我们的培训成果,反思什么呢?反思为什么培训效果不理想?
笔者通过思考和总结,得出一个观点,要想真正把培训工作做好,只是从事企业教育仅仅是不够的。因为教育的成功来源于四个过程:一是家庭教育;二是学校教育;三是企业教育;四是社会教育。如果一个员工,他所接爱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太好的话,那么你单纯地加强企业教育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的。所以好的培训必须从源头抓起。当然,这个工作,对于企业老板来说,他们是无能为了,因为企业的首要工作是把企业做好。然而,对于从事培训工作的老师来说,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把源头做好,到学校和家庭进行人才的培养。只有我们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做好了的员工输送给企业,这样的人才才好培养,这样的企业培训才真正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是,这个工作量太大。而且,我们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还会与传统教育有冲突,大多数的家庭和学校也不会接受,所以这就是现在企业培训遇到的较大挑战。现在很多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明明有问题,可是他们就死不承认自己的教育有问题,而是直接把问题推给企业,结果企业也不培训,就把员工推向社会,较后,导致整个社会人才素质低下,能力欠缺。
其实,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较大危机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教育问题。因为现在的中国不缺钱,但是严重缺少懂经营,会管理钱财的人。所以未来的中国不是强调经济救国,而是教育救国。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大家都忽视了人才的培养,而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追求所谓的功利,那么这个国家将来是无人可用。
为什么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呢?因为钱可以遗传,教育不能遗传,能力不能遗传,所以只有全民重视教育培训,加强素质教育,企业培训才会变得更简单。如果一个大环境不重视人才的学习和培训,大家老是抱着原有的观念不放,那么企业的教育很难见效。因为家庭教育是需要教会孩子如何做人,学校教育是需要教会学生如何学知识,企业教育才好教育员工如何做事。如果前面两个没有教育好,一个员工既不会做人,也不会学习,那么企业如何教得好呢?所以这就是现代企业培训面临的较大挑战,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家庭,学校,企业和社会共同的努力。为了祖国的明天更加富强,我们一起加油吧!

铝道网】这个社会,成功的产品微乎其微,但聪明的老板却如过江之鲫,熙熙攘攘。
在我周围,有许多产品就拿酒类行业来说吧,它们在激斗拼杀中走出了一条条属于自己的路,靠“飞机加大炮”实行闪电战撕开市场决口者有之;靠“小米加步枪”开展游击战亦有之,有的通过广告营销、关系营销赚到了钱,也有的依靠事件营销、“专卖中心”等模式捞足了票子……其它象炒概念、炒卖点、炒新闻等等,这些,许多人称之为营销经典的东西,都曾风光招摇过一阵。遗憾的是今年日子好过,不知明年会怎样。酒类行业太大的市场变数真弄得人心理浑身直发毛。不做吧,毕竟有众多资源积累和先期投入已成型,做吧,随着商业连锁的兴盛和招摇,维护网络渠道等成本居高不下,唉,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喽。难道,酒类行业就是这般的流行风?
在今天异常激烈的市场,其实不论是何种企业,只要一个错误,那怕是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有可能把辛辛苦苦亲手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不是吗,成功往往使人自大,很容易在炫耀和自满中-球品牌网-使人走向失败之路。企业一旦成功,偶然的所谓经典看成是必然的结果。于是,决策者看事物的客观程度难免降低,进而在做决策时,常以自己的主观判断取代了市场的需要。这样的事情现实中是俯拾即是。在我看来,中小企业的首要任务不是去留恋维护所创选的经典,在十个产品九个衰的严峻形势下该如何在充满荆棘的市场森林中不至于迷失自己,才是出路。
坦率讲,做企业是不容易的。
稻盛和夫,今年已近80岁了,他是京瓷和KDDI公司创始人,日本四大“经营之圣”中在世的一位。作为创办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企业家,他所参与经营的企业集团2009年3月期的合并销售额达到约4万6000亿日元,税前利润约5000亿日元。
他曾在写给中国企业家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回顾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过程,我们曾遭遇过多次严重的经济萧条——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日元升值危机,90年代的泡沫破裂的危机,2000年代IT泡沫破裂的危机……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经济萧条。
每次面临萧条,作为经营者的我总是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但是,为克服萧条不懈努力,每一次闯过萧条期后,京瓷的规模都会扩大一圈、两圈。从这些经验当中,我坚信“应当把萧条视为成长的机会”这样一个结论。
在萧条之下,我尤其要对中国的企业家强调三点:
靠前个,萧条时期,全体员工都应成为推销员。即使是较尖端技术的企业,卖东西、销售产品仍然是企业经营的根本。
第二个,在经济萧条时候要全身心地致力于降低成本。只有萧条才是企业彻底削减成本的机会。
第三个,就是要致力于新产品的开发。不仅是技术开发部门,营销、生产、市场调查等部门都要积极参与。
我还要告诉你们,春天肯定会到来,冬天越寒冷的话,春天就会越美好,而且樱花会开得更绚烂。
稻盛和夫说得没错,愈是经济萧条时期,某种角度对企业来讲是个机会,因此,要学会乐观的忍耐。然而,反观中国的企业,平常就缺乏发展方向,一旦遇到危机降临,那岂不是要乱了阵脚和方寸?
事实上,就目前情况来看,蓝哥智洋国际行销顾问机构真的要为某些企业在市场上付出的沉重代价而感到痛心了。
瞧,好不容易千辛万苦搞出了产品,就急急忙忙想尽快找到下家进行分销,这不,不断的有些企业找上门来,希望蓝哥智洋机构能帮助他的产品解决销路问题,在交谈中他们过多的强调今后会如何推广产品,但对具体到底要推广什么,则一点概念都没有,换句话说,自身对自己的产品到底有哪些核心优势会给别人带来什么独到的价值以及要说明什么都没有清晰认识,怎么可能让别人对你产品产生兴趣呢?
著名品牌营销专家于斐先生曾经指出,企业产品的市场运作,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推广什么”,其次再是“如何推广”,两者之间是不能颠倒的。现在,为什么许多产品刚出生就夭折,那是因为他们尚没有明确“推广什么”的时候就急急忙忙“如何推广”,你说,这方面教训还少吗?
希望企业产品在进入市场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你的产品卖点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理论支撑体系和临床验证数据,这个卖点是否是独到而创新的,有没有重复别人,另外,相关的赢利模式和管理模式如何进一步验证产品的诉求和企业的定位等等。许多事情不考虑清楚,这怎么行呢?
曾以提出“定位”理论闻名的美国营销大师特劳特,多年前就指出:消费者的心才是行销的战场。他认为,行销并非一场真正的产品战,而是顾客脑海中的认知战,谁能在顾客心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谁就取得竞争优势。这话的确经典,如果要真正实现其内涵中所表现出的具体中目标,除非各项工作的扎实和完美才能构建良好的口碑效应,执行在这其中尤显重要。
作为企业,它都是有生命力的,产品更是有周期性的。著名品牌营销专家、蓝哥智洋国际行销顾问CEO于斐先生机构认为,在营销的旗帜下,如果产品要在消费者心目中迅速占位,如果什么事都要等到酝酿成熟考虑周全,再去付诸行动,那你就会错过不知多少机会。不是么,全球500强的企业,也都是在成立和推出之后经过不断的修正和改善才得以成功的。如果你的观念比别人的好,能适应迎合满足市场需要,那么这个观念就值得推广和变现。如果你觉得这个主意比别人的好,就不必等它修改得比现在更好之后再推出去。总之,不要让“完美”成为“较好”的敌人。
一旦你对市场有较好的想法和思路,就要认真的加以提炼将其发展为可操作可执行的划,并在推广与运作的过程中,谨慎小心,务实认真,对细节充分加以监控落实到位,在产品推出时,你所拥有的各项资源如宣传手段、渠道政策、促销方法、价格制度等等都要整合严密,形成自身资源层面上的核心竞争力。不论是什么功能、什么特点、什么概念的产品,较终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以靠前流的手法去执行。

作者:曹惺璧2478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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